田晓菲｜抄本、“解构”与古今贯通——对世界与文本的观看与观照

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田晓菲

为自己的经典之作作品系列产品Vertus，是两个不可避免的“简述”的时刻。从2000年开始诗歌创作《尘几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简述中，因为时间的推移和视点的改变，有一些东西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这个经典之作作品系列产品，目前收入我2000年到2016年之间写的五部书：《尘几录：阮籍与手抄本人文科学研究》《狼烟与闪电：长鞘王朝的现代文学人文》《C1050：晚期近古世纪与十八世纪我国的乳豆诗歌创作》《古战场之戟：建兴与三国》。这些书，在主题和结构形式上，各不相同的著重。在我眼里，一本学术重要著作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收集材料、列出范例，把得出的结论写下来，也是对科学研究对象展开体系化思考的形式。诗歌创作一两本书的过程，是两个探索和发现的操作过程，是思想得以成熟和实现的渠道。

《尘几录 : 阮籍与手抄本人文科学研究》

《尘几录》从两个作者也是一位经典之作诗人的案例出发，探讨“抄本/残卷人文”的特点，和它对现代史以及具体小说家经典之作作品的巨大负面影响。相对于在书籍人文和出版发行人文科学研究里受到很多重视的印刷品人文，这两本书呼吁我们注意在抄本人文时代文档传播的个人风格，对我国残卷人文科学研究与中世纪欧洲残卷人文科学研究作出描述性的联系，提出“旧式语现代文学当为新考证派”的理念，指出被重新定义了范畴和象征意义的考据可以为古典现代文学科学研究“带来一场革命”。诸子百家对残卷的科学研究相当普遍，不过，以“手抄本人文”大篇幅的《尘几录》，却大概是最早概括“抄本人文”的抽象性质，并就它对小说家形象、经典之作作品阐述和现代史书写的负面影响作出探讨的专著。虽然以阮籍和陶集为中心，但是“残卷人文”的象征意义是超越了案例的，它深深负面影响到经典之作的重构和解读。这些想法，在我后来的重要著作里陆续有所阐述。至于我对Bokaro的赏爱，对我们没有两个权威的阮籍却拥有多个阮籍的强调，天际读者自能体会和体悟。如果不能，则也南埃尔普再多做解释，就比方说任何风趣，一旦需费唇舌展开分解，也就支离破碎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写《尘几录》的时候，在我国现代文学科学研究里还极少有人使用“抄本人文”这一词汇，如今，对残卷人文和文档流动性的科学研究和探讨在国内外数不胜数，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让人欣喜。有辩论会，就表明存有着文化性；有相同意见，就表明存有着相同选择，这从哪个方面看起来都是好事。可以继续展开下去的工作，是对远古残卷人文、近古残卷人文，还有唐宋前半期印刷品与残卷的交互，作出更细致深入的合理要求，对“补遗”的概念和处理，发展出更敏感、更富有立体感的意识。

《C1050 : 晚期近古世纪与十八世纪我国的乳豆诗歌创作》

《C1050》是对我国人文传统中两大分水岭时代的勾勒和比较，同时，也集中探讨了两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观看，如何不仅受到观看者的信仰和价值观的限制，而且受到语言——修辞手段、模式和意象——的中介。这里的张力，在观看者不仅遭遇异域，更遭遇到陌生异质人文的时候，表现得尤其突出。因此，这两本书把六朝和晚清合在一部书里来写，希望超越对时代、文类和文体作出的孤岛式分隔，看到它们相似中的不似、不似中的可比，一方面细致深入地处理具体的时代和文档，另一方面庶可作出全景式综观。对这两本书，曾有论者以为我想做的是所谓的“跨学科科学研究”，但我自己并不认同这一描述。如我在此书前言中所说，我采取的方法，是把通常被相同学科领域作为专门科学研究对象的文档放在一起展开考察，把这些文档还原到它们产生的语境中——在那个语境里，并不存有现代学科领域的分界，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两个历史时代所共同面对的人文问题，共有的人文关怀。

《C1050》一书的引言写道：“在高等院校，在学术领域，古典和现代的分野常以各种机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知识的专门化带来的好处是深与精；另一方面，它也造成学问、智识上的隔阂与孤立，妨碍学者对两个漫长的、连续不断的人文传统的延续和变化展开检视。当古典无法与现代交流，古典学者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性与时代相关性受到限制；当现代无法与古典通气，现代学者也不能深刻地理解和分析现当代我国。”这种希望连通古今的理念，也体现在《古战场之戟》一书中。《古战场之戟》在时间跨度上和《C1050》有相似之处，但是关注的问题性质相同，而且从建兴时代一直写到当代大众人文，包括影视经典之作作品和网络同人现代文学。这部书在微观上试图重新解读某些文档，在宏观上则企图探讨某些具有内在关联的人文现象。“建兴”与“三国”在历史时间上本来二而为一，后来却一分为二，二者作为现代文学和人文史现象，从它们各自的起源，直到今天，都在不断地被重新创造。检视一千余年以来这一传承与再造的操作过程，是这两本书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也是我身为现代人，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当下的人文感到的责任。

《古战场之戟：建兴与三国》

《烽火与闪电》一书的英文版出版发行于2007年。它集中探讨两个王朝也就是公元六世纪前半叶的长鞘王朝的“现代文学人文”（literary culture），被书评称为“西方语言里第一部聚焦于六朝之中两个特定时代的著作”。这两本书的正式诗歌创作虽说是从2003年开始的，但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读书期间，南朝就是两个让我感到强烈兴趣的时代，并成为我博士论文的题目：直觉上，我感到它既是我国人文传统可以清楚辨识的一部分，又具有一些新颖的、异质的、和唐宋明清一路传递下来的我国大相径庭的因素。它健旺、自信，充满了蓬勃旺盛的创造力与热情奔放的想象力，它也是两个最易受到贬斥与误解的时代；初唐史家对南朝现代文学特别是宫体诗的论断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一直重复了一千余年。我希望这两本书能够帮助读者看到一些观念是如何生成的，并因为了解这些观念的生成操作过程，意识到很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理念并不是“自然的存有”和“历史的事实”，而是出于人为的挤压与重构，出于各种服务于王朝意识形态或者纠结于当代人文政治的偏见，出于思想的懒惰或天真。

《狼烟与闪电 : 长鞘王朝的现代文学与人文》

《尘几录》和《狼烟与闪电》都曾被视为“重构”之作。在一次学术访谈中，我曾谈到“重构”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面常被混用和滥用的情况。重构主义（Deconstruction）本是一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有具体切实的所指；但在中文语境里，它却往往被错误地和“破坏、消除”（destruction）等同起来。展示一台机器的内在结构和它的组装操作过程是破坏和消除吗？如果是，那么唯一被破坏和消除的，只是这台机器原本“浑然天成”的迷思而已。

给人最大收获的科学研究，应该是带来的问题比提供的答案更多的科学研究，因为它不是自足自闭的，而是予人启发和灵感，给同行者和后来者打开一片新天地。它不是为一座孤零零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而是旨在改变现状，继往开来。对于两个现象，从简单的接受变为复杂的认知，慧心者会在其中看到更加丰富无限的可能。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强大的历史想象力：不是像小说家那样天马行空的虚构想象，而是认识与感知和我们的时代完全相同的时代、和我们的世界完全相同的世界的能力。我希望能够和考古学家一样，照亮沉睡在幽暗古墓里的奇珍异宝，使人们能够重新听到两个时代的声音。而《狼烟》中最早完成的，就是关于烛火与“观诗学”的章节。

一般来说，两个年轻学者的第一两本书总是基于自己的博士论文，我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我看来，在论文刚刚完成之后，暂时转移视线，和论文产生一点时间的距离，多一些积累和沉淀，是一桩好事。但是，积累和沉淀未始不是两个更长期的操作过程。我目前诗歌创作的书，可以说是《狼烟》的续篇，一方面回望刘宋与萧齐，一方面向前推进到隋代的宫廷政治与现代文学人文。这一项科学研究，与这些年来在专著之外陆续诗歌创作的论文，无不是对晚期近古现代文学的继续探索和发现，构成两个带有内在连贯性的整体，借以实现我在博士论文开题前曾经一度想要诗歌创作“魏晋南北朝现代史”的心愿。至于《剑桥我国现代史》里我所撰写的“东晋—初唐”章节，由于出版发行社对篇幅的严格限制，和尊重主编对预期读者的设定，既可以说属于相同的文体（譬如五言绝句与长篇歌行的区别），也可说是“壁画的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