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部随笔的公开出版，常有读者问我，说看我的文章感觉有点费劲，既不像短篇小说故事节跌宕高潮迭起，有趣，又不像诗歌乐思感人至深，优美。每次听到或看到这样的疑问或疑惑，我都笑而不语。即使，我本来写的既并非短篇小说，也并非诗歌。
坦白蔡伯介，短篇小说或是诗歌，充其量而已我抒发的一类形式。即使，我要抒发的既并非故事，也并非某一处森林的幽静。从第一部开始，到这一部即第四部的完结，我切入的最终目标始终是企图重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存有，或是换两个更好理解的讲法，就是企图阐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你们和他们存有的事实真相。
最近几年，“重构”两个字或许已经变成很多人的社交货币，聊天时不蹦个“重构”出来好像都不好原意说自己有文化。即使重构那个词比较流行，姑且我偷来皮炎平，如果用王守仁的四书或许也是合适的。
重构，或译为“结构降解”，是后存在主义提出的一类抨击方式，是重构主义者德希达的两个术语。“重构”基本概念源于形而上学《存有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原意为降解、消弭、回收、阐明等，德希达在那个基础上补充了“消除”“反底蕴”“难题化”等原意。在英伦神学与文学抨击中，重构主义以两个由法国后存在主义思想家德希达所创立的抨击学派为代表。德希达提出了一类他称之为重构阅读西方神学的方式。到了中国，林语堂先生翻译为口语的“重构”。四书是两个口语词语，原意是探究万物的规律性，格“规律性”之意。出自《礼记·大学》：“格物在四书，物格而后Though。”四书格物，是中国古代儒教思想的两个重要基本概念，乃儒教专门研究“物之理”的学科。四书为儒教认识论方式论的重要难题，是陈瑚野扇中“野扇”之基石。所以，搞清楚重构和四书的区别之后，从形而上学的愿意来看，我的工作确属于重构人的存有，这是十分直白的讲法。
重构人的存有，我指出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再者重构的结果和结论能否被学术界或是多数人拒绝接受，那需要时间来检验，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甚至五十年五十年，人们都难以拒绝接受，我指出都正常。我活着的时候，看来关乎我的事，我死后，我就不知道了，但仍然关乎我的事，即使事是由我引起。但，到那个时候，我却难以对此负责，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
不论是思考，还是写作，我都是真挚的，这一点，任何人都无须怀疑。即使，没有真挚，“我”不可能面对另两个“人格”，重构人类文明存有的事实真相更难以实现。《谢林讲义》中说，假如有人指出他已经解决了人生的难题，并且自以为万事都很容易时，那么，只需回想过去有过那么一段日子那个“答案”一直都是蒙在鼓里的，他就能明白，现在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我并不指出我就此发现了一条人类文明的真理。谢林在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对心理、逻辑神学的研究的比喻十分感人，他说：“我相信能逻辑思维的思想家会有兴趣读我的讲义。即使,即便我而已很少射中标靶,他也能推断出我时不时切入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时不时切入的最终目标”，那是谢林的人格评价，我只能说，我一直企图切入最终目标。再者是否真的切入了最终目标，我不能保证，即使我的右眼视网膜脱落，或许会影响我的切入。但，我的脚踏实地是切入，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某位作家说，凡是布季谢之事，都有它的象征意义，于税金之间去见得失，在所失之间观税金。我恰恰相反，虽则象征意义，不观得失。与象征意义相比，得失真是太小的事，完全不足挂齿。芳菲就是芳菲，芳菲不在得失间，即使芳菲即存有。
思考和写作，凭一己之力即可完成。但一部类似于我的这些随笔，出版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瑞·蒙克在《谢林传：天才之为责任》第八章“印不出真理”谈到过谢林生前著作出版遇到的困境。“对于两个关心自己偿付能力的出版商而言,不能指望一本未写出其最重要部分的书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提案。”“当时主管杂志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及同事;他在上一封信里解释过,此人要对出版社的财务负责。这位同事的观点是,这一作品太过专门,不适宜发表在《火炉》上——尽管这未必是他对此事的最后结论。”我是理解出版商的两难选择。既想出好书，更要讲收益，这是现在出版机构面临的现实生活难题。于是，畅销书大行其道。其实，大家都知道，印数越多的书，越没有生命力；印数越少的书，甚至有些从未问世的书，生命力越强。但，现实生活也是残酷的，生存永远是第一位。谈到此，我必须对安徽文艺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他们出版了我的前三部随笔。后六部，花落谁家，我只能说随缘了。
阐明人的存有的事实真相，而已开始，并非完结。重构的目的并非重构本身，而是建构。如何建构人的存有，我自指出功力远远不够。即便如此，功力不够不能成为我回避努力的借口。只要还活着，时不时地切入最终目标便是我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