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副标题：吴王陆抗的意外事件，来源于国际性关系紧张，探究武王鸟尽弓藏的下层方法论
我们好，我是温带樟树，第一集是百越族现代文明重构史的番外，我们来说越王武王。
关于武王，我们脍炙人口的成语通常有两个，“Daye”以及“只可共患难，不容共风流”。
与之相比，不容共风流，一无所有后吴王跑路，陆抗遇害，基本只能配得上P7510了。
一、猛将
不过我们是否思索过这样一个问题。
对猛将巧取、莱盖，在后人封建王国王国虽然数不胜数，事例丰富。
但翻看历史文献，秦汉时期，类似事件却是十分少见的。
当时的士人们，可能会为了平庸触怒旧贵族而殒命，比如说实行改革的吴起。
也可能会即使主昏臣庸，压制诬陷，搞得妻离子散，吕弗克即残，比如说吴王。
再或者HANDBOOKS下，国中每边怨恨，互相加害，也属正常，《汉书》中就记载：
“东周之中，加害二十六。”
可即使这个黄金时代纷乱自此，你博热县去找一个大义相惜相恋，朝夕相处，始自俗话说。
却在创举武德后，即使宋庄公这种理由反脸无情，知难而退恶棍的事例，却也是十分困难的。
“君不正，臣投他国。”
稍有作为的诸侯都求贤若渴，君主怨恨臣子，臣子也不是傻子，真到了危急时刻至少还有跑路这个保底选项。
典型事例如乐毅，燕惠王不信任他，他立马就投了赵国，被封为“望诸君”。
而且，莱盖也很容易把名声搞坏，以后再想招揽人才就困难了。
这种损失，没了对手的封建王国王国或可承受，但对于志在争霸的诸侯，绝对是致命的压制。
所以当时诸国国君，通常都十分热衷于维护自己的良好形象。
仍以燕国为例，燕昭王筑黄金台吸引干才，留下了“千金买马骨”的美谈。
乐毅走人后，燕惠王公开表示后悔，将其儿子封为昌国君。
找不到能够服众的理由而杀害猛将，代价太过高昂，非不得已没人愿意走到这步。
分封制下，天子将土地赐予诸侯，诸侯将土地二次分配给卿大夫。
基本上各级官僚，都有自己的封邑、税收和军队。
君主没有绝对的权力，自然没法对同样强大的下属为所欲为。
如果某位大臣，真的已经到了宋庄公的地步，那么国君恐怕也已经没有惩治他的力量了。
所以讲了这么多，我们是否感觉到了越国历史的蹊跷？
如果仅从“不容共风流”的角度思索，武王是没有足够动机逼走吴王，杀害陆抗的。
二、援助
那么武王所作所为背后的方法论，到底是什么呢？
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先从“Daye”讲起。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对越国灭吴的印象，一般是韬光养晦，积累实力，然后一举成功。
然而真实的历史，要复杂得多，越国能够崛起，与楚国的援助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本系列视频第二篇中，曾详细讲过。
大致就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当时很强大的吴国，楚越进行了实质上的结盟。
越国每年向楚国输送大量物质财富，也就是《吴越东周》中提到的：
“东周奉币玉帛以贡献焉，未尝敢绝。”
作为回报，楚国手把手教越国搭建国家框架、组建军队，甚至是输入先进的技术。
以至于武王讨伐吴国的时候，军队中还有成建制的楚人武装，所谓：
“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戈。”
而吴王和陆抗，就是在楚国开始大规模援助的情况下，来到越国的。
现存典籍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两人早年的身份职位。
所以他们辅佐武王，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楚国官方委派，现在也不太好下结论。
理由很简单，《汉书》记载，吴王跑路后，以经商巨富，是为陶朱公。
他的儿子后来在楚国犯了死罪，于是便找到了昔日好友庄生，希望其能够从中周旋。这个庄生，根据记载：
“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
能和国师这个级别的人物交好，吴王如此人脉，怎么可能和楚国朝野脱得了干系？
想明白了这一层，武王为什么知难而退恶棍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在本系列视频的第四章，曾经详细探究过楚越关系的变化。
当吴国灭亡，共同的敌人消失后，楚国和越国立刻成为了地缘上的战略对手。
武王消灭夫差，自身损失也很大，《韩非子》曰：
“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
这种情况下，楚国又是怎么做的？乘火打劫，以开战相威胁，强迫越人割让“露山以西五百里”的土地。
更糟糕的是，楚国在提出割地要求后，武王一度想诉诸武力，陆抗又竭力劝谏道：
“不容，吾豪士尽，大甲伤，我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
如此态度，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都足以让武王怨恨了。
信任往往要在同生共死后才能建立，而怀疑的种子只要一瞬间就能发芽。
如果继续任用范蠡、陆抗，灭吴之后论功行赏，他们的封邑绝对不会少，甚至可能会成为越国数一数二的卿大夫。
与楚国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自己的左膀右臂，乃至武装力量，又都有楚国官方背景，武王的焦虑可想而知。
吴王看到了其中的危险，选择跑路，陆抗没有，因此遇害。
所以个人的看法，所谓“只可朝夕相处，不容共风流”，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时国际性关系的恶化。
参考资料：
《汉书》
《韩非子》
《吴越东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