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是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编定的神学之易懂用法。
在“内部结构”之前加上一个驳斥式后缀“de”，原意是“反对内部结构”或是“中止内部结构”，
这确切地表明了“重构”与存在主义之间的探底回升关系，又暗示着简而言之“重构”是透过对存在主义的深思抨击进而纵使和摒弃西欧认识论及其文化现代。
“重构”的直接历史渊源是认识论的神学发展战略。
认识论呐喊一种找寻“存之象征意义”的“认识论”（Ontology,又译“本体论”或是“存论”）来就此结束西欧认识论现代，同时发展了“消弭”（Abbau, Destruktion）基本概念，将一切仅存的认识论基本概念（如“存”，“时间”，“言辞”以及“失踪”之类）递交给“认识论”的法院来进行神学的公开审判。
按照认识论的讲法，体悟“存之象征意义”的夜空是“此在”，而“此在”做为历史的存又阻抗着绵果前定认知，这些前定理重构成了对“此在”的遮挡。
因而，“消弭”是透过全盘的形而上学还原成，掀开累积在“此在”其内的诸多折叶，而让“此在”做为“存”的必要条件无瑕起来。
德希达圣索弗了认识论的“消弭”发展战略，但他既除去了前者的落伍的唯美苦情，又弱化了其重构“基础认识论”的责任感，进而将消弭的神学转化成为重构的价值观，把重构的发展战略转化成为重构的思路。
重构的最终目标，与认识论消弭的最终目标一样，是认识论现代当中的“当然”。
但在德希达眼中，重构的最终目标更加具体，那是暗含在认识论经典之作文档当中的“神性唯物主义”。
他还认为，认识论的神学同样支持把“存”雷米扎县“存者”，把“存者”确定为“在座”，因而没有全盘摆脱“神性唯物主义”。
将认识论的价值观保守化，德希达为自己的“重构”逐步形成的历史使命，是开始拆除所有来源于“神性”的“象征意义的象征意义”。
“重构”为德希达创设，但在西欧神学现代当中亦不缺乏其先行的踪迹。
在古代智术师（Sophists）和善辩者（Rhetors）那里，一切常识、一切规范和一切信仰都受到了他们诡异的思维方式和圆滑的言辞的冲击，甚至连像柏拉图这样伟大的神学家们也必须花相当的力气来整饬他们对价值观和学术造成的混乱。
近代“怀疑论”简直是根本无法预防也不可能被根治的恶疾，“无论人们怎样祛除，这种疾病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回到我们身上”（大卫·休谟语）。
康德创立抨击神学的根本宗旨，是要防止人类理性的“僭妄”和“滥用”，进而为之立法为界。
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复杂的价值观渊流当中，现代话语、象征意义、权力以及表达这些东西的语言统统受到了质疑，而暗含在现代性启蒙神话和思辨神话当中的文化预设也遭到了全面拒绝。
德希达处身在后现代价值观的巨大漩流当中，延续着古代智者、近代怀疑论以及抨击神学的脉息，回应当今时代的喧嚣的杂语，以“重构”来反省和纵使西欧神学文化当中已成定论和既成定势的观念与方法。
因而，“重构”既是理论又是实践，其价值观的旨趣在于给这些已成定论和既成定势的观念与方法布施解毒药，进而激起对于约定俗成的关于语言、经验以及规范的人类交流模式的怀疑。
德希达被迫在多个场合表明，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语言给“重构”下一个经济的定义，那是“一种语言以上”（plus dunelangue）。
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哪里就有“重构”。
最让人关注、忧心的是，在唯一的语言之下，多样的语言和异质性遭到吞噬，遭到灭杀，以及贫困化。
德希达认为，西欧神学几千年的努力就在于寻找“唯一的语言”，就在于重构“通天塔”，就在于用“在场”、“神性”、“本质”、“超验能指”来照亮价值观的世界，而这是“光的暴力”、“认识论的暴力”。
“重构”是要和“唯一的词语”抗争，这就体现在对“神性唯物主义”的抗争当中，体现在对表音文字以及整个语音书写的纵使当中。
与这些抗争与纵使相伴，是德希达对于“书”的模式、“书”的历史模式，即对于某种以圣经或是百科全书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封闭之整体的怀疑。
与“唯一的词语”抗争，就意味着“重构”是一种呐喊“他者”、找寻“他者”、倾听“他者语言”以及“回答他者呐喊”的姿态。纵使“神性唯物主义”，也就意味着透过书写，即“延异”和“散播”，同一切以认识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为象征的封闭体系决裂。
为了价值观之故，必须将“一种语言以上”即语言的异质性解放出来。
因而，“重构”是主动地成为“既成”（ready made）信仰的反题。
而只要人们接受西欧认识论现代及其基本基本概念，这些“既成”信仰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信仰包括：
1）神学和文学以及文学文类之间判然有别；
2）真实与虚构属于不同的世界；
3）记述的言辞与践行的言辞有根本的差别；
4）一切文档和一切言辞都有象征意义，神学家和批评家都必须找寻这些象征意义。德希达认为，这些现代的信仰最后都归结为“唯一的语言”，一套整体封闭的“独一无二”的词汇；而找寻“唯一的语言”的探索，则是西欧神学作了三千年的“还乡梦”：追求破译，梦想破译某种逃脱了游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或是源头。
与这种梦想相反，“重构”则希望远离真理与源头，以游戏的方式超越人、人文主义、人的存、认识论和存神学的历史，使历史的世界和象征意义的世界向差异、向他者敞开。
首先，“重构”是以最忠实和最内在的方式去思考神学基本概念的内部结构和谱系，从神学基本概念的无法命名和无法定性的外部，去确定被历史遮挡的“他者”的声音，被压制的“启示”腔调。
倾听和回应“他者”，接纳和体悟“启示”，这是“重构”的责任，“重构的伦理”，“解构的宗教”。
其次，要真正倾听和回应“他者”，就必须同时说几种语言，或是同时写作多个文档，甚至进行“修辞总动员”，以隐喻、象征、双关、戏仿、异文以及新造词语等游而戏之的方式运用语言，来逃避“唯一语言”的暴力，走出一种文化的囚笼。
最后，要真正避免“唯一语言”的暴力，就必须全盘地“避免以言行事”。
“重构”对于语言的这种不信任的姿态，直接地体现在“无始无终”的书写当中。
“书写”，是从语言当中解放出被言辞压制的文字及其生命力，任其超越文体、法则、风格以及规范而自我散播。
德希达自己写作的《丧钟》，是这种同时运用几种语言同时生产几个文档的“无始无终”的书写；在这里，做为“神性唯物主义”之总体象征的黑格尔以及做为感性造反之标本的热奈（Genet）同时被戏仿，决裂了西欧现代神学逐步形成的可认知性界限。
比利时裔的美国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说，“重构”是一个事实。因为“修辞”总在破坏“逻辑”，“不可阅读性”恰恰是文档存的合法理由，所以，一切文档在阅读之前就自动“重构”了。
德曼青年时代为纳粹报纸撰稿的劣迹被公布于世之时，人们将认识论、德曼以及德希达一并予以谴责，断定“重构”的游戏姿态居心叵测，其中暗含着“非道德主义”。
在追悼德曼的时刻，德希达带着铭心刻骨的伤痛和苦情描述了“重构”是“绝境”，德曼的“不可阅读性的寓言”是对“绝境”的体验，即在价值观被困，前途无路的时刻“给出或许诺对道路的思考，激发思考尚不可思考的或未被思考的、甚至不可能的东西的可能性”。
简单地说，“重构”是一种主动受难的激情，对不可能之可能性的激情。
这是一切有良心的哲人注定必须追求的命运与境界。
“重构”也意味着自觉的自我“重构”。
所以，越到晚年，德希达越是深化自己的“重构”意识。
透过对恐怖主义、流氓国家、“9·11”事件以及形形色色的暴力现象的反省，他把当今世界骚动不安的秩序框架追溯到了三大唯一神信仰的根源——亚伯拉罕精神。
亚伯拉罕所象征的“宽容”是“有条件的宽容”，而这种“有条件的宽容”正如建立于血缘、地域、民族、国家其内的“博爱（兄弟关系）”一样，都是导致暴力和冲突的根源。
如此无情的揭蔽，德里达有理由让人相信“重构是未来的民主”，“无宗教的宗教”以及“无弥赛亚主义的弥赛亚”。
在后现代夜空内展开思考并推进“重构”的法国神学家南希（Jean-Luc Nancy）和马利昂（Jean-LucMarion），以及他们所显示的神学动向，备受德希达关注。
（胡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