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巧与必定专业领域是自然法则专业领域的推进。前已谈及，其原因与结论都有碰巧与必定之分，但碰巧与必定之分并不局限于其原因与结论。现实生活当今世界中任何表达方式都譬如碰巧性，也有本质性。
（一）碰巧与必定的涵义
碰巧与必定指表达方式存有的状态或产业发展的趋势。说某类有碰巧性意为它是这种，也可以并非这种；或将是这种，也可以将并非这种。说某类有本质性意为它在这种前提下很大这种，而绝不会那般；或在这种前提下很大正式成为这种，而绝不会正式成为那般。
“在这种条件下”常常被人忽略。有些本质性亦然是无前提的，但多数本质性都是有前提的，驳斥前提，就会导致机械形而上学即非正统，似乎目前的状况和将来的产业发展都是或许了的。
例如，中国革命斗争于1949年有其本质性，但无法说这是在许多年前已经或许了的。它的本质性之所以同时实现，还有种种客观的与直觉的前提，在此期间就包含了许多碰巧性。本质性实际上是规律性。规律的同时实现总是有前提的，前提不具备时，规律就不会同时实现，但我们无法因此而驳斥规律的存有。
人自正式成为人那一天开始，就认识了一些本质性。人有本质性的概念则是很晚的事情。把必定与碰巧作为一对哲学专业领域来阐释就更晚了。吉代日常生活语言中已经有必定和碰巧一类的词。《汉书》中有“事有必至，理有虽说”（《齐策四》）的话。
荀子说，“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定之道。”（《荀子·集大成者》）适然也是碰巧。《许慎·杨朱》有这种的话：“宋国之治，偶耳，太公之功也。”《汉书·庆云传·刘雅鸣》中有这种的记载：“诏问曰；‘前在襄阳，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行何仁政以致是事？’昆对曰：‘碰巧耳。”
海内外古代思想家都有关于本质性的丰富的阐释，如中国的道、理、法，西方的神性、罗索、理念等等，都是指的本质性。把必定与碰巧联系起来研究源起柏拉图。他把表达方式的特性界定为必定的特性和碰巧的特性，认为“除了这种，别无他途，这是‘须要’”，“因为有所必定，表达方式就不得不然”，“并非必定，也非经常，却随时只须而见其出现，这是碰巧特性的原理与其原因”。
他对碰巧性的这种理解是过于狭窄的，仅仅把碰巧性了解为例外、意外、反常。实际上，意外的现象虽说是碰巧的，合乎常规的现象也有碰巧性。后来，康德把本质性和偶然性作为十二个纯知性专业领域之一来研究，他虽然把本质性和碰巧性看成先天的思维形式，但对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却有所说明，认为“绝对本质性只是在思想中才能找到的本质性”，反对把一切看成只是必定的或只是碰巧的，或者说，一部分是纯粹必定的，一部分是纯粹碰巧的。
黑格尔继承并发挥了康德的思想，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本质性和碰巧性的辩证关系。黑格尔的阐释是思辨而晦涩的，恩格斯对他在《逻辑学》中的有关阐释作了简明扼要而又通俗易懂的转述。
恩格斯在批判了夸大本质性、驳斥碰巧性和夸大碰巧性、驳斥本质性的观点后说：“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碰巧的东西正因为是碰巧的，所以有这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碰巧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碰巧的东西是必定的；本质性自我规定为碰巧性，而另一方面，这种碰巧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本质性。”
上述两种错误观点是当时流行于自然科学中的机械形而上学和流行于历史哲学中的非形而上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本质性和碰巧性都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它们在不同领域有着特殊的表现。
唯物史观的提出，正是在貌似纯粹碰巧的社会现象中寻求其本质性的结论。恩格斯总结和概括了哲学史和科学史的成果，对本质性和碰巧性的辩证关系作出了科学的论断：“碰巧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本质性。在似乎也是受碰巧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碰巧性中去表现自己的内在的本质性和规律性。”
“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碰巧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碰巧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碰巧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碰巧性是本质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这是恩格斯对本质性和碰巧性的关系的最精炼的表述。
（二）碰巧与必定的辩证关系
本质性与碰巧性是表达方式联系和产业发展中两种对立的趋势，但二者又是统一的，是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这首先指它们在逻辑上的相互蕴涵，没有碰巧性就无所谓本质性，没有本质性也无所谓碰巧性。
其次指它们在事实上是不可分离的，没有任何实际存有的表达方式是纯粹必定的或纯粹碰巧的，也可以说，任何实际存有的表达方式既是必定的，也是碰巧的。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和总结人类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已经原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20世纪历史和科学的产业发展使这个原理受到了新的检验。
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自然界的运动完全受本质性支配，无碰巧性可言；而人类社会则完全是碰巧性的王国，因为人的活动都受每个人的思想支配，无本质性可言。前者是机械形而上学的观点，后者是非形而上学的观点。
20世纪以来，非形而上学不但在人类历史领域泛滥，而且在自然科学的理论领域也有所表现，似乎在许多场合并不存有本质性，只存有碰巧性、随机性、不确定性、非决定性。辩证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原理需要结合新的科学事实加以推进。为此，我们应着重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概然性或几率问题。表达方式存有状况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概然性在古代已被发现。机械形而上学的主要代表拉普拉斯也是概率论的创始人之一，虽然概率论同机械形而上学是不相容的。抛钱币、掷骰子时，每一次的结论是不确定的，似乎不存有任何必然性。但是假定钱币或骰子的材料十分均匀，制作十分精致，抛掷的次数越多，每一面出现的次数就越接近很大的比率（钱币为1/2，骰子为1/6）。
因此，一次是不确定的，多次是比较确定的，而且每一次的不确定也包含了很大比率的确定，是说，钱币有1/2 的确定性，骰子有1/6的确定性。钱币与骰子的运动仍然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本质性与碰巧性的统一。但这是就有限可能性而言的，如果可能性并非2或6或其他有限数，而是无限的，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
1827年英国植物学家布朗就发现了植物花粉在水中作不规则运动的现象，花粉颗粒的这种运动并非动力学规律所能解释的，此即有名的布朗运动。那么，这是否说明形而上学在这里不适用了，这里没有任何本质性呢？回答仍然是驳斥的。后来的科学家发现，花粉的布朗运动实际是水分子热运动的表现。
植物学家布朗
花粉的运动是水分子运动引起的，于是，问题变成了水分子运动的问题。水分子的运动是不规则的、随机的，但由大量气体分子或液体分子组成的气体或液体，作为一个整体其运动仍然是有规律的，即确定的。例如，在很大温度下分子对容器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接近各分子所产生的压力的平均值，如波义耳定律所表示的，气体压力与温度成正比，与体积成反比。
这种，科学家们便在动力学规律之外发现了另一种规律，即统计的或概然的规律。这两种规律中都包含本质性，前者是动力学的，后者是统计的。有的思想家把本质性与概然性等同起来，或把本质性降低为概然性，认为本质性不过是较大的概然性，没有百分之百的必定。
例如种子在内外各种前提都具备时必定发芽，但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发芽，发芽率最好的也只有百分之九十几。这是把本质性与其同时实现混为一谈了。本质性的同时实现有很大前提，有的种子由于缺乏这种前提没有发芽，不等于它没有发芽的本质性。
其次是微观粒子的不确定性问题。量子力学的出现，引起了哲学上的争论，主要涉及两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一是由微观粒子的测不准关系引起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这个问题前面已谈及过；二是由微观粒子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之争。
这两个问题譬如联系，也有区别。认为测不准关系的出现是由于主体的介入（仪器的使用），从而驳斥微观粒子运动的实在性的非实在论者，很大持非形而上学的观点，而相反的实在论者却不很大持形而上学的观点。科学家们都承认微观粒子在不确定性或随机性方面与宏观物体大不一样。
宏观物体的运动尽管也有不确定性，却可以根据经典力学的公式精确地计算出它下一瞬间的位置，或描述它的运动轨迹，但微观粒子的运动并并非这种。科学家们在研究电子衍射实验时发现，电子从一个小孔一次一次地射向靶盘时，在排除了一切碰巧情况的前提下，并不像子弹那般集中到一点，而是在靶盘上留下了杂乱的弹痕；当次数达到很大数量时，弹痕表现出环状分布；如把同等数量的电子一次射出，靶盘上的弹痕也是环状排列。
这同我们抛掷钱币的情况相似；一枚钱币抛掷的次数越多，正反面出现的比率越接近1/2；一次抛掷的钱币数量越大，正反面出现的比率也越接近1/2。这是说，一个电子的运动是不确定的，多数电子的运动或一个电子的多次运动，则接近于确定的状况，而且次数越多越接近于确定的状况。
经典力学中描述宏观物体的确定性的方程是牛顿方程，粒子力学中描述微观粒子的不确定性的方程是薛定谔方程。有的科学家或思想家从此引申出非形而上学的哲学结论，认为微观粒子没有任何确定性，微观粒子运动是非决定论的领域，甚至认为电子有“自由意志”，这就过分夸大了不确定性的意义，把不确定性和确定性割裂开来了。
最后是人的活动的不确定性问题。人的一切有意识的活动无疑是受人的动机支配的，因而从古以来人们都认为人类社会并非形而上学的领域。只有马列主义诞生以后，人类社会历史才被看作合乎规律的客观过程，这是唯物史观，即马列主义的历史形而上学。但是西方非马列主义哲学一直不承认这一点。
如果说它们在自然观方面还有决定论与非形而上学之分的话，那么，在历史观方面则几乎都主张非形而上学。它们认为历史形而上学是驳斥历史中人的直觉能动作用的机械形而上学，而承认人的直觉能动作用是非形而上学。此外，在历史形而上学中，也还有一些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而上学不同的观点，如经济形而上学、文化形而上学、科技形而上学以及多元形而上学等。
经济形而上学把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夸大成唯一的决定作用，是机械形而上学在历史观中的表现。文化形而上学、科技形而上学以及多元形而上学等，则以不同的方式驳斥了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必定导致历史的非形而上学。对于马列主义的历史形而上学，恩格斯曾经有过系统的阐述。
他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谈及，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即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在历史中活动的任何个人都是有明确目的的，每个人的意志都对于历史过程起作用，但都并非作为单个的意志而是作为所有意志融合而成的总的合力去起作用的。因此，任何个人意志都服从于总的历史规律，历史不服从任何个人的意志，而是遵循自身固有的规律，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的。这里，既反对了非形而上学，又反对了机械形而上学。
马列主义的历史形而上学思想，经过100多年来社会历史实践的反复检验，经过各种观点在理论上的反复较量，已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人类社会也与自然界相类似：每一个人的活动是不确定的，多数人的活动、整个社会的产业发展则呈现出这种确定性，即规律性。
（三）作为思维形式的碰巧与必定
一切现实生活表达方式既是碰巧的，又是必定的，碰巧性是本质性的表现和补充。任何碰巧性都服从于其内部隐藏着的本质性。把必定和碰巧这对专业领域作为思维形式，也是把这一原理运用于认识过程。对于把必定和碰巧这对专业领域作为思维形式运用，还有几点可以作进一步说明：第一，从碰巧性中发现本质性是科学认识的根本要求之一。
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是表达方式的各种碰巧性，对于碰巧性的认识总是比较表面的、片面的，人们的认识无法停留在碰巧性上，而必须透过碰巧性发现隐藏在其后面的本质性，这实际上也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但这决并非说可以忽略碰巧性。有种形而上学观点认为，只有必定的东西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碰巧性是同科学无关的，甚至认为“碰巧性是科学的敌人”。
布洛赫
这种观点是割裂了碰巧性.和本质性的辩证统一。如果只有本质性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那么人们怎么知道某个东西是必定的？说科学只研究必定的东西，就无异于说科学只研究那已经知道它是必定的东西，人们还不知道的东西是科学所不需要研究的。恩格斯早就针对这种观点指出：“这种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第二，把规律界定为动力学规律和几率统计规律是正确的，是对本质性理论的产业发展。我们应该承认并重视几率统计这种类型的规律，但无法认为几率统计规律已经取代了动力学规律，更无法认为本质性是概然性。
还应注意，动力学规律在最初往往作为统计学规律出现，即往往是统计的结论或归纳的结论，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时就需要进一步收集材料并加以分析研究，借以确认它是动力学规律还是几率统计规律。
第三，碰巧性和本质性在人类社会领域除了具有与在自然界一样的共同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即本质性是通过人的有意识活动来开辟道路的。由于社会中每个个人都有其特殊的意志和活动方式，因而使人类社会的产业发展过程具有更为丰富的碰巧性，碰巧性和本质性的对立统一在人类社会中显得更为复杂。
在自然领域，本质性的同时实现方式为碰巧性的随机作用所决定，而在社会领域，本质性的同时实现方式则为人的有选择的自觉活动所决定。因此，对于社会领域，应当把必定和碰巧这对专业领域同必定和自由这对专业领域结合起来加以运用。
